《伯爵猫》 南翔 著 作家出版社 2021年12月版

南翔在他最新的小说集《伯爵猫》的自序中，集中谈到他对短篇小说文体的理解，并以历史感、在场感和美感三点涵盖自己在短篇创作上的追求。事实上，这三点用于形容长篇小说也完全没问题，南翔着意标举，恰说明在短篇中加以实践殊为不易。就拿历史感来说，由于不具备篇幅的优势，短篇小说要写出深沉的“跌宕与沧桑”，必须把时间的纵深转化为心理的纵深，这对小说家的取舍剪裁、迂回聚焦要求极高。南翔说自己的处理方式是“打通”：历史与现实打通、虚构与非虚构打通、自己经历与父兄辈经历打通。此外，我想再补充一点“打通”，那就是在短篇小说的技艺上，他尝试将莫泊桑的传统与契诃夫的传统打通。

什么意思呢？莫泊桑和契诃夫是经常会被拿来做比较的两位短篇小说的大师，读者心目中好的短篇小说往往是莫泊桑式的，而小说家和批评家心目中好的短篇小说则是契诃夫式的。用哈罗德·布鲁姆的话来说，莫泊桑是“真正‘流行的’短篇小说家最好的”，“他最好的小说会紧紧抓住你……你从他讲述的声音里得到了许多东西”；而“契诃夫看上去简单，实则总是微妙得深不可测”。南翔的“打通”体现在，一方面他尊重读者，《伯爵猫》中的小说题材涉猎广泛，但都容留了一定的故事强度，还有几篇如《选边》《梵·高和他哥》《玄凤》《钟表匠》等还特意埋设莫泊桑式的“包袱”，当“包袱”在结尾被解开时，无论审美上还是主题上，都给读者一种如坐春风的快慰之感；另一方面，他像契诃夫那样力图在简单的情节和平凡的生活中展示人物“小小的灵魂”，以及这灵魂中包孕的“人类的全部真理”，并像契诃夫一样，含蓄地教导读者，“文学是善的一种形式”，如《伯爵猫》《车前草》《曹铁匠的小尖刀》等几篇都是如此。

南翔在深圳生活了二三十年，他对这座城市观察深切，也爱意深沉。虽然位列“北上广深”的序列，但深圳毕竟是座移民城市，它骨子里是包容和亲切的，南翔的深圳故事就给我们传递了这座城市的善意和暖意。还是先从与小说集同名的这篇《伯爵猫》谈起吧。疫情之下，诸业维艰，被娟姐姐当作一方精神飞地经营的小书店也面临关张。告别之夜，她把铁杆书友们召集起来，让大伙儿讲讲自己与书店结缘的起初。每个人三言两语，甚至称不上完整的故事，但每个人都兀自牵连出一份情感的疼痛，并在书店中获得抱慰。哈特穆特·罗萨在他那篇大名鼎鼎的《新异化的诞生》里谈到过一个观点，社会不断加速之下，人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社交媒体完成很多的社会接触，但是越如此，人们在真实的生活中越不太可能真的“与彼此有关系”，“不会有兴致知道别人的人生故事或是人格问题”，更不会想着“建立有实质共鸣的关系”，其结果便是，当自我与世界的共鸣“安静下来的时候”，新的异化就出现了。娟姐姐组织告别之夜活动的意义正在这里吧，书店已经不再了，但是书友们与书店的一段缘分却被珍藏并吸收进彼此的生命记忆里，恰如罗萨所言：“所有我们所经历的行动时刻和体验时刻，所有我们的抉择，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需要的物，都是我们对自己人生的可能描述、确立我们身份认同的素材。”因而，这个本质上有些感伤的小说，一直暖意融融，尤其是结尾，书店关门了，而伯爵猫那灼亮的眼睛却如炬火一样照彻进读者的心里。

《伯爵猫》中所收《乌鸦》《珊瑚裸尾鼠》《果蝠》三篇自成一个小小的“生态”系列，而生态也是南翔十余年来致力书写的一个主题向度。当下有不少小说，生态关怀很急切，但也很硬，其缘由除了文学性的先天不足之外，还与把人排除在生态建构的绝对思维方式相关。生态文学的重心当然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把以人为中心反转为以动物或植物为中心就能叫生态写作了，无论是利奥波德提出的“和谐、稳定和美丽”三原则，还是罗尔斯顿补充的“完整”和“动态平衡”，在生态整体观的理解里生态整体主义不是要为人和自然万物重排座次，它也不等同于自然中心主义，其“核心特征是对整体及其整体内部联系的强调，绝不把整体内部的某一部分看作整体的中心”。南翔对此有自觉认识，他“将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勾连”来思考，并不孤立地谈环保，在《珊瑚裸尾鼠》 的创作谈中，他特别提到“自然文学应该是天然的‘有人’的文学”。具体而言，《乌鸦》写的是一位县长少年时被误捕进看守所而喂饲乌鸦的经历对他日后生态执政观的影响；《珊瑚裸尾鼠》是从深圳一位普通教师关于孩子成长教育的内部落笔，一点点引向珊瑚裸尾鼠的灭绝；《果蝠》则以当下疫情为背景，思考人与果蝠的依存之理。三篇小说都不是硬碰硬地死磕，而是迂回出来，举重若轻地从个人成长、家庭教育与情感波澜里切入，但严正和忧愤的生态立场并未减弱。像《珊瑚裸尾鼠》，小说文风活泼，不乏幽默，将儿子的“知”与父亲的“行”合一，通过起初不明就里而后被深深感动的母亲的视角呈现，缜密地